货币：文明记忆的承载者

“中国的货币体系长期作为一种神权的象征，必然赋予其超经济的内质。为维护这一象征而与其同时配套形成的经济机制，注定其无力推动货币的本位进化，也注定了一切表面看起来先进的货币形式，都因其内质的后滞性而无法正常发育。作为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信用（金融）从一开始就被这种互化所支配，成为商人资本和官僚资本畸形发展的更为精巧的依托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在经历不断的动荡后，商业与自由精神却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信用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对封建财政的最好约束，商业机制以及后来的工业部门逐渐壮大起来，并在契约的基础上重构了社会政治和货币经济，从而为后者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在近代超越了东方。

导致19世纪中国白银向英国回流的是英国英属印度和中国民间商人对于白银的投机。当时中国纹银是世界上成色最高的，可是在同时期的广东，纹银的流通价格并没有国外银币高。把中国纹银直接运到加尔各答，套取利润，或用同样纯度的白银在欧洲制造银币，在运抵广州出售。中国市面上开始大量流通洋元。经过近代的挣扎，中国的货币体系始终没有进入贵金属时代，最后成立了富含殖民地性质的金汇兑本位制。由世界上最领先的大国，沦为近代饱受凌辱的半殖民地，这不得不说是历史上最为哀伤的一页，个中曲折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