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个系列是吴晓波的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的第三部，2012年，我看过《激荡三十年》，开始对经济感兴趣，如今再看这本跨越历史时期更久的经济史著作，我已经不是职场小白，而是对经济、理财、历史、企业管理颇感兴趣的进阶者。推荐每一位对自己此感兴趣的人读读这本书，你一定会发现藏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的企业史，归根到底却是一部政商博弈史。此为（一）之后继续更新，欢迎关注。
官方介绍：《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内容简介：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一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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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其实，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悲哀，中国历来官商纠结在一起，但眼看大楼平地起，又见它忽然倒塌的事情太多了，商人富不过三代，也是这个原因。
全书分为三部：
第一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公元前7世纪-588年）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二部-隋唐-宋元（589年-1367年）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三部-明清（1368-1869）超稳定的夕阳
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经济。中国古代史好像甚少谈经济，“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经济空前繁荣”这些算是对古代经济发展的溢美之词了，但是，在史书背后，一个个企业，一个个企业家，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经商理念，甚至是经济治国的方略却被人们淡忘，不过，还好有吴晓波的这本书。
管仲，范蠡，商鞅，桑弘羊……这些名字背后，是一次次经济的改革，对春秋霸主的霸业或者以后中国每一个集权帝国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部分的摘要：
一. 太史公回答创造财富秘诀和守住财富秘诀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由贫入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制造业又不如去从事流 通业，刺绣织绢所获得报酬不如在市场上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多。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
最后，司马迁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持续地保有财富，那又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答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翻译过来就是：请到商海中去尽情扑腾，贱买贵卖，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他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赢利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二.经济放权发展与中央集权控制的历史怪圈
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三. 关于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思想上统治的区别
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700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四. 国营化企业自古有之，垄断国营对中国的民间资本形成不利，以及国营化运动盛极速衰的怪圈
国营企业：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国营的青铜和铁器作坊，然而其产品是为贵族服务，与民生关系不大，商鞅的国营化则纯为军备考虑，武帝时期的情况已全然不同。 这一法令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铁业的国营垄断政策。它与管仲当年的办法有所不同，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到了制造的环节。真正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
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横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
五. 如何让中产阶级破产？均贫富的背后是统治阶级充盈自己腰包的过程
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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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nan的 观点很清晰 比我的厉害多了 向你学习
谢谢ts,
好认真的笔记
遇到好书，总是有的写了
这书感觉很不错诶，笔记写的很棒，突然一瞬喜欢上司马迁说的话了。哈哈~
是啊，我也很喜欢，感觉那么深邃的道理，司马迁就一言两语道出来啦
是呐，瞬间点醒很多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