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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nan读书】005/120 《浩荡两千年》（二）
我现在在听吴晓波的《吴晓波频道》，对照着浩荡两千年这本书，希望我能对经济有更深入和全貌的理解。
全书分为三部：
第一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公元前7世纪-588年）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二部-隋唐-宋元（589年-1367年）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三部-明清（1368-1869）超稳定的夕阳
这部分读书笔记，专注于第二部分“世界第一的黄金期”。隋唐一直到宋元，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有盛唐和民间最为富足的宋朝，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这样的发展转机的？
一. 商人从来不是仕途的主流，也一直被打压和排斥在主流之外。咱们先从科举制度说起。
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来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质上，科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当这一制度被确立之后，其他成材途径都被认定为“异端”，其中就包括通过经商成为优秀的商人。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评论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
二. 隋朝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让贯通南北成为可能
隋朝和秦朝很像，结束了多年的四分五裂，完成了大一统，但又都很短命。但它们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却有各自的影响。秦始皇修筑长城，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
南通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大运河与经济：长江下游在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国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将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迅速通过大运河运输到首都所在的华北地区。
三. 唐朝——中国历代君王对待商人的态度：轻蔑和排斥
对于民间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亲一样，主张将之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
宫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
这些对民间商人的压抑及限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集权统治者的“惯性思维”，不过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势之艰困，治国者不得不大为放松。
四. 为什么叫行业，为何叫东西？
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东市有220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
五. 国有专营与官商经济的盛行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这就是安史之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出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和现在的央企的境遇何其相似？）
任何专营制度一且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出现寻租阶层和特权化，官商勾结形成权贵经济，势在难免。
以末汇财，用本守之
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六. 宋朝：经济繁荣下，国有经济和民间经济在产业经济上形成的楚河汉界，官商经济，与民争利
水稻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这一特征投射在社会制度上，就是国家的成长路径不由自主地趋于内生化，“稳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其后的制度变革均以此为思考起点。
如果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则可以看到，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样低贱。有宋一代的工商经济如此发达，那么，后世读者必然会有如此一问：在此等如花锦绣的盛世之中，到底出现了哪些名声显赫的大商贾呢？ 答案是：没有。一个也没有。
最后，汪圣铎发出的感慨是：“我寻找宋代大商人的路走得好苦，找到的大商人或者不够大，或者没有事迹，甚至不少连完整的姓名都搞不清。跟先秦的吕不韦、子贡、范蠡如何能比。”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财富到底聚敛到哪些人和利益集团的手中了呢？这是宋代经济史上一个最让人吃惊的悬疑。 悬疑的答案埋在那个老地方——政商关系及因此而形成的经济制度。
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就是“弱宋”的另外一面——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强化，经济层面上的国有专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宋代的官商经济达到巅峰，社会财富向政府和官商集团猛烈地聚集。
所以，中央不得不加紧聚敛财富，与民争利势成必然。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则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
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的“楚河汉界”，在宋代就完全分割形成了，这一传统衍续到了今天。这也就可以解释汪圣铎的那个疑问了：为什么在工商如此繁荣的宋代，却无法诞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过的那些巨商？
当国有专营的“围墙”被高高地筑垒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经营这些被垄断起来的资源？宋代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对民间商人进行授权经营。
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1000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汉、唐两代政府主要实行了两种经营模式，一是桑弘羊式——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二是刘晏式——国家控制资源，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到了宋代，则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七. 王安石的变法：国家主义的一次极端实验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三大经济政策①，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②。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相似。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变法”前后执行了17年，神宗从即位开始，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1085年4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
像王安石、刘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
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①。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与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100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虎虎有生气的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这一事实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到北宋中期之后，多次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已经一再证明，无论怎样的变法都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当体制内创新没有出路的时候，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宋代到鸦片战争的900年中无数次农民起义，剥夺富人财富以济贫穷的革命行动乃是司空见惯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也放弃了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格局越来越小，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惧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这种停滞同样体现在科学技术和企业制度的进步上，自宋之后的1000年里，再无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
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独立的大学制度，以及对君权的法律性限制，是欧洲最终走出“黑暗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它们分别催生了自由的经济土壤、思想土壤和法治土壤。而在中国，城市与学院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限制君权更是从未被尝试，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重要原因①。
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任何看上去会威胁到国家至上权威的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
在意识形态上，南宋出现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黄仁宇认为，程朱理学“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①
这样的帝国不亡，仅仅是因为它的敌人懒得让它灭亡。南宋灭亡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华夏文明的彻底毁灭，因此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叹息。
八. 元朝：经济开放度高，但是将色目人作为商人代理，最终引来阶级矛盾。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宋、元400年中，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区域性转移。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研究，在8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北部，其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主。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机会：因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粮食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大商机，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政府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
总结：中国历代都把商看做末流，而把经济简单的看做是充盈国库、收取税收支持战争或是修筑帝王陵寝，简单的财富的获取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完成，从没有把发展产业或者提升生产力看做提升社会财富的最佳方式。
很多财蜜不喜欢这样的专业书籍，其实内容非常棒，对理财的理解会更加深入，远不是几本理财达人写写自己的感悟那样浅显的。但需要看得进去，每周只能完成一个部分。
好多好多字啊~~
再分多一点儿行好了，哈哈~这样阅读起来不会觉得字太挤在一起。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啊啊~~小建议哒~~
不过，好认真~~真的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