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读书笔记：

生活引导农民：

  马克思主义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仅凭制造和使用工具不足以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

  为什么人类不断进步？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换言之，人类的高贵，不仅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人会更换工具。即工具必为人所用。进一步说，一切契约与政治，皆为民所用，亦为民而换。

  谈到农民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三农”外加“农民工问题”。笔者对此“标签游戏”颇不以为然。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门竖起。换言之，中国要着手解决的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工“被动开放”（闯世界）“的问题。当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封闭问题归类到”农字问题“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

  谁希望一个生龙活虎的民族，自负双脚？谁又有权利，让心怀希翼的农民像玉米一样长在庄稼地里？联想到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赔偿足见”城乡分居“的荒诞逻辑：同一辆三轮车的三位同班女生，不幸遭遇车祸丧生。事后，两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分别获得了二十万元赔偿，而另一位农村籍的女生却只获得九万元赔偿。原因就在于她是农村户口。

  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陈旧仪式。有人惊叹：农民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从生活中来。农民不会掩饰自己的工具倾向，他们有着极其淳朴的生存法则。

此节的一点感受，我作为农民的后代，对作者的思想感同身受，我觉得中国的农民遭受了太久的忽视，所以他们才那么渴望进城，再说如果只是靠种地为生，我想我的父母是供不起我上学读书的，记得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这样教育我，让我好好学习，脱离农村，因为农村太苦太累。而长大了，在城市生活，我觉得最大的也是让我最不能释怀的就是城乡的教育问题，比如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好多都是著名大学的附属中学，没有一个乡村的中学，我觉得中国教育的不公是最大不公，我现在所在的城市为了得一个卫生城市的虚名，在大兴土木，脏乱差是好多了，但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净搞些表面文章，一个原来脏乱差的物流市场为什么搞一些仿古门窗上去，好好搞一下卫生，修整一下路面不就可以了，看起来虽古色古香，但我觉得非常的恶心刺眼，这里不是仿古一条街，不是什么有美景可以流连的地方，真是丑人多作怪，为什么不能把这这一块的钱投到农村教育上去，中国农村的教育的落后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以前看《普罗旺斯的一年》很是喜欢，那里的法国乡村真的如一首诗，一幅画，真希望我们中国的乡村也能如此，不要充斥的征地，拆迁之类的。

8月29日读书笔记：

人类为什么迷醉暴力？

 2007年7月24日，广州番禺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位女子在自家别墅内被谋财害命。歹徒的暴行令人发指，当地一家报纸对这起凶杀案的报道同样让我震惊。想必为了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该报特意为《千万富婆番禺别墅遭砍脖》一文制作了两张三维图片模拟凶杀案现场。和往常一样，对于这种为取悦部分读者而还原或制造的血腥场景，我本能的充满厌恶，我感受到媒体对自由的滥用。

    有这么一个笑话：

  布什和鲍威尔出席记者招待会。CNN记者：“哦，见到你们真是我的荣幸。尊敬的总统先生，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布什说：“我们准备枪杀四千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CNN记者：“一个修自行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自行车的？”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四千万伊拉克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它在一种程度上揭露了现在传媒在关注公共新闻时的顾此失彼，轻重难分。

  影片《角斗士》里有句著名台词——“罗马的脉搏，不是长老院里的云石，而是竞技场上的黄沙。”

当报纸，电视与网络沉醉于这种队罪恶的描摹，新闻变成了人们每天必须经过的“杀人橱窗”，其对暴力与血腥的过度渲染使人们渐渐失去了同情心，变得麻木迟钝。或许，这也是若干年来我一直喜欢鹿桥《未央歌》的最真实的原因——她不仅呵护了战争时期的爱情，更呵护了困顿中的人心。

  谈到新闻自由，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卡尔·波普尔的一点忧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尔·波普尔在《这一世纪的教训》一书中说，新闻媒体是唯一没有受到监督的力量，它因此必须接受审查，否则有可能造就第二个希特勒。

媒体过多的宣传血腥暴力事件使更多有意向的人得到了具体实施方法，从而导致了更多血腥暴力事件的发生，媒体再以此为噱头宣传，哦，一个循环就这么出现了。还记得那年老师的叹息声：“如果新闻媒体能报导前请心理专家就好了，这样会大大减少类似事件，只可惜从未有人注意。”

是的，同感，记得有一次看一档地方台的法制节目，看完之后我几天都难受，是俩个小女孩被杀的，有些地方没打马赛克，这一点我觉得天网和今日说法做的还是蛮好的，不会给人造成一种恐惧的感觉。

诶？今天没更新哦   (⊙o⊙)  

今天很晚才回来，现在更新，12点之前会写完。

姐姐辛苦了，期待ing

8月30日读书笔记：

光荣背叛

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很喜欢这一节，都舍不得删减。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这一章好深刻。。。。看了两遍才懂

就是写一个窃听人员的醒悟，因为感情，良知，唤起了他的灵魂。德国人就是对人生和历史懂得思考。

这和前一段的棱镜门主角斯诺登有点像

(⊙o⊙)哦，懂了现在，我先睡了，晚安咯

8月31日读书笔记

床上爱国主义：

许多人都在骂章子怡。章子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能看到关于她的电影海报及报道。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她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中有了“丑事”——她饰演的日本艺妓“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员渡边谦饰演的富商压在床上。网上真真假假的剧照，让一些爱国的网民出离的愤怒了。他们分明感觉到章子怡那轻盈的肉身有伤中国沉重的“国体”。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过一本小说，叙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沉浮，里面讲到了另一种爱国——“床上爱国主义”。唐德刚说，日本妓女举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当时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日本妓女以一当十，如狼似虎。但是，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以，为了赚点外快，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华民俱乐一番。于是，“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虽然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如此一来，既可以爱国，保持一点民族自尊心，又可以尽情享受，可谓两全其美。

2006年的一天，我采访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兰诺瓦（GilDelannoi）先生，我们不约而同谈到“替罪羊”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认定它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爱民族，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进步、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相信，我们让祖国有尊严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祖国这自由从同胞身边拿走。

9月1日读书笔记：

国家与玫瑰：

2002年的一个冬日，雨水绵绵，我去布雷斯特的FNAC买回一张《小王子》的法语磁带，一路上边走边听，听到我熟悉的那段文字，不禁停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如果羊把它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忽地熄灭了~~你需寻得你所爱，并且为之守望。这是我初读《小王子》时的感动，至今未息。

  回望人类历史，千百年来，我们守望的不只是爱，还有生活。

历史充满残酷，但它又是那么的丰饶多情。关于爱与生活，本文不作长篇大论，只讲两个与之相关的小故事，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却有着共同的主题。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当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今法国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种植葡萄，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的士兵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在临终时，他还说：“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巴黎玫瑰”的。1942年5月，当德军进驻巴黎时，卖花姑娘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心里十分难受。她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担心大家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

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为题报道此事，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战士们极大的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

9月2日读书笔记：

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2009年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问题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而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随后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像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上世纪4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     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
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

   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我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9月3日读书笔记：

   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2006年，上海市公安局派出便衣交通协管员抓拍并曝光行人违法乱穿马路的照片，引起媒体热议。对于这种以“示众”方式纠正乱穿马路的陋习，有人相信“打到了文明陋习的软肋”，因为中国人多要“面子”，曝光示众会比单纯罚款更具威慑力。

      无独有偶，深圳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100多名皮条客、妈咪、流莺(站街招嫖女)、嫖客等涉黄人员被处理。据说，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当警方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掌声”(《南方都市报》)。  
    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不懈呼吁尊重违法者的人权，但是这种伴随着“示众＋鼓掌”式的野蛮执法，却时有发生。鼓掌者的理由是，“这种形式不仅能够震慑犯罪，更能大长咱老百姓的志气，增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信心。”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鼓掌侵权，毕竟，在这里鼓掌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表达，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毫无权利底线的喝彩在心理上为“示众式执法”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不可否认，这种召集无数看客参与的“示众式执法”与古代“广场行刑”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执法进行“秩序宣讲”，是以法律的名义开始，以道德的名义结束。

   越是野蛮时代的人，越是认同“游街示众”。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示众式执法”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并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
    生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对生命尽职尽责。无疑，今日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文明，许多人关于权利的观念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令人忧虑的是，假如我们细心，亦不难发现，在“鸡”被“示众式执法”的过程中，所谓“被执法者”实际上还应该包括那些围观的“猴子”，作为“示众式执法”的另一端，执法者认定他们是一群需要被权力教化的人，进一步说，台上低头与台下昂首者都是执法对象。所以说，“示众式执法”不仅体现了执法者独步天下的决心与权威，同样是在以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公众进行了某种“有罪推定”——既非同类，若有违犯，同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