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读书笔记：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一）：

  是正在享受自由，还是已罹患疾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出所料，有关网瘾诊治的标准终于要出台了。专家说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和许多人一样，我“被网瘾”了，早在2009年，玩网络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上网十几年，我也时常想过“信息斋戒”的日子。刚上网时，我也算是网民自嘲的半夜上厕所都要检查email的人，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对一种新科技，尤其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与交流方式的传播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文化体验，人们充满喜悦与好奇，甚至有迷恋之情，本在情理之中。我至今未忘幼年时得到第一支铅笔时的喜悦。我终日握着它，显然不是因为我有拿铅笔的瘾，实则是因为我喜爱而且需要它。

     很多人迷恋网络，也是因为需要。我并不认为网络是最理想的所在。如卡尔维诺所说：“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能有那样一个图书馆，又有一群智性的朋友可以交流，我倒是可以不用互联网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的。而且我敢说，无论是上网还是泡在图书馆里，对我而言都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沉浸与享受，而非病理上的成瘾。更重要的是，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完全是个人自由。

9月5日读书笔记：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二）：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新兴疾病已经带动网瘾治疗产业的异军突起。有消息说，中国的网瘾青少年已增加到1300多万，戒除网瘾悄然成为一项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些地方甚至连电击成瘾青少年这样的“矫治集中营”都已经出现。看来我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了，我原以为这些荒诞行为通过《发条橙》那部电影已经终结了。可怜的是那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心理医生，世界会美好得多。

“每周40小时！”这个标准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作家于勒·罗曼的一出戏剧。1923年，罗曼的三幕剧《柯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在巴黎首演，并大受欢迎。通常我们会说医生是为人们去除疾病的，但在罗曼的这出戏剧里，主人公柯诺克却成了去除人们健康的鼻祖。柯诺克是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医生，他创造了一个只有病患的世界：“健康的人都是病人，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柯诺克到一个叫圣莫希斯的乡村行医。当地居民个个身强体壮，原来的老医生虽穷困潦倒却也怡然自得。柯诺克来了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吸引这些活蹦乱跳的居民来诊所。为此，他拉拢村里的老师办了几场演讲，向村民夸大微生物的危险；接着又买通村里走报消息的鼓手，公告民众新医生要帮大家免费义诊，以防堵各种疾病大幅传播。

　村子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当村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正遭受各种疾病入侵时，候诊室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这样，无病无痛的村民被柯诺克诊断出大病大症，并被再三叮嘱务必定期回诊：许多人从此卧病在床。根据医嘱，每晚十点都要量一次体温。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整个村子简直成了一间大医院，而医生柯诺克、药店老板以及附近开餐馆的都成了有钱人。

　　然而，这样的故事对生活在今日的人们并不陌生，我们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人物。

　　补充一下，上面的故事我是在一本名为《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一书里偶然读到的，作者尤格·布雷希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医药记者。和他一样，我并不反对医药带来的文明，但反对生命医疗化。至于那些发明“网瘾”的人，还请读读布雷希写在书里的一段话：再造医患互信，每位医生都能贡献一己之力，其实很简单，只须牢记一条医事美德：“别打扰健康的人。”

本节的一点感受：

    别打扰健康的人，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很能说明当今的医患问题，虽然我也知道我们每年最好都要体检一次，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有点讳疾忌医，怕自己一下子被查出许多病。我觉得现在到医院看病有种怪现象，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病的挺重的，可医生根本不怎么问你情况，有的根本就不问，我觉得你在那描述病情，他或她都觉得不屑听，直接让你去做检查。一方面是没什么病，却被无情夸大，到时劳民伤财，上半年陪我小姑子去做个人流手术，花了将近5000左右，我以前生孩子剖腹产才花了4000左右，一项一项的检查，开了中药西药，又做了什么保养之类的，虽然女人对自己好点是很应该的，但我觉得医生有时也夸大其词了。

9月6日读书笔记：

奖励你，控制你——欲罢不能的游戏

奖励如何让人欲罢不能，如何毁坏人生，使一个人逐渐失去做人的底线，参与作恶，这在泰国电影《13骇人游戏》中同样有精彩演绎。

阿奇是一个亚美混血儿，母亲是泰国人，父亲是美国白人。他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位音乐器材的推销员。因为生活落魄，无能力支撑目前他的家族。正在他为这些压力一筹莫展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恭喜你从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欢迎参加‘13’，这是一个超级大奖游戏，你将有机会得到一亿泰铢。”就这样，抱着试试看态度的阿奇由浅入深，从打苍蝇开始，直至慢慢接受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任务。十三关具体任务如下：

第一关：用地上的报纸打死一只苍蝇（奖金一万元）；

第二关：将打死的苍蝇吞掉（奖金五万元）；

第三关：弄哭幼儿园里的三个小孩（奖金十万元）；

第四关：抢走乞丐的钱（累积奖金二十万元）；

第五关：在高级中式餐厅里吃光一盘人的大便（累积奖金五十万元）；

第六关：把手机交给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然后撂倒公车上的无赖，抢走他的电话（累积奖金一百万元）；

第七关：在十分钟内，将困在井底的一人救起来，并通知其家人来收尸（累积奖金两百万元）；

第八关：用标示八号的铁椅，打昏穿着八号外套的人（阿奇前女友的现任男友）；

第九关：找出医院中的关系人（一个在805号房的老太婆，也是片头过马路的老太婆），并逃出警察的追捕；

第十关：老太婆需要什么就照做（造成了“晒衣绳杀人事件”，一群飙车族因急速赛车而来不及刹车被晒衣绳划掉半个头颅而死）；

第十一关：拿起尸体堆中的武士刀，有两种选择：杀了绊脚石，或者杀了绊脚石的狗警告她不要妨碍游戏（阿奇选择了后者）；

第十二关：杀死牛，并且用嘴巴取出牛肠里的钥匙；

第十三关：杀死房间中坐在轮椅上的人（累积奖金一亿元）。

相关奖励规则是阿奇欲罢不能的重要原因。根据规则，每过一关都会有数额更多的奖励，但与此同时，如果他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关并且胜出，任何中途失败或退出的行为都将导致前面自动到账的奖金全部作废。所以，当阿奇还算轻松地过了前面几关，账户上开始有了些钱，并意识到自己必须作恶而想放弃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还没有真正得到他所想要的。为了获得奖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恶越作越多（晒衣绳杀人事件可视作集体屠杀的隐喻）。

而且，每次阿奇只有在过了前一关后才知道后面一关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对未来的无知只能让他得过且过，永远心存侥幸，永远忠于游戏，永远前途未卜。虽然努力打拼，但命运似乎已经不在他手里。一方面，一亿元的奖金在那里等着他；另一方面，如果他中途退出，那他在前面吃人大便等付出全部付诸东流，对此，他肯定心有不甘。事实上，这种欲罢不能的补偿心理正是许多人一旦陷入官场，就变得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退出官场可能使他从前的忍辱负重和广泛积累的人脉变得一钱不值。

影片描写了社会的残酷以及人性的光辉如何被奖励所掩埋。阿奇坚持到了最后一关。不幸的是，当他放弃杀害同为参赛者的父亲之后，却被后者所杀。人性的一点可怜的残存竟然成了阿奇的墓志铭。

9月7日读书笔记： 

   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有一个笑话：“1949年的一天，我被捕了，第一天敌人用苦肉计，我没招；第二天敌人给我灌辣椒水，我还是没招；第三天敌人用美人计，我招了！第四天我还想招，可他妈的解放了！”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毛泽东当年不怕国民党的军队，却怕糖衣炮弹，也是因为奖励比惩罚可能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个人与群体的间接操纵。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一直广泛地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望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于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与服从，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困境。回望那些年深月久的时光，我之所见，不过是无数遭受不合理制度与“奖励”双重绑架了的人生。所以，当有人声称“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时，我更要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9月8日读书笔记：

  梭罗的树林（一）：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见《流行性物欲症》）。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9月9日读书笔记：

    梭罗的树林（二）：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里萨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极。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9月10日读书笔记：

   梭罗的树林（三）：

本节的一点感受：

  我觉得熊培云老师剖析的太对了，是的在没买房子之前，我觉得能够买一套房子就很好了，哪怕小小都觉得很温馨很知足，可当一旦买了房子，就开始挑现在房子的毛病，什么配套不好，不是学区，交通不便，全都上来了，人就是欲望的动物，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普通的世俗的人，以世俗的观念来要求自己，很尊敬那些活的纯粹美好的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9月11日读书笔记：

每个人都有权有势——凤凰网三分钟演讲

   2010年1月12日，本书作者参加凤凰·百度年度盛典，为社会类人物——开胸验肺农民工张海超颁奖，以下是现场的三分钟演讲：

     曾子墨：2009年的热点人物有官员，也有老百姓，我们继续请出下一位揭晓人，有请南开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熊培云。

   熊培云：大家好！在座的都来了，在座的都“有权有势”，是不是？有什么“权”？公民权，有什么“势”？就是每个人的公民权都必须得到彻底维护的天下大势，在座的都有权有势。另外我还要说的是，在座的都有靠山，什么靠山？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些功课，多努力，大家平时多流一滴汗，社会就会少流一滴血。

我要揭晓的第二位当选影响时代的力量—2009新境界凤凰·百度时事沸点社会人物的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他的百度搜索次数是1605408次，他是在2009年以身体维权的三个代表之一，另外一位是孙中界，还有唐福珍，很遗憾，唐福珍今天晚上没来，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鞠一躬。

9月12日读书笔记：

    自由在高处——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

   什么是“自由在高处”最极端的理解恐怕就是身居高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网友看到预告，要想自由在高处，你先得给我找个直升机。今天，我到这里来不为提供直升机，这不是我能解决的。我想谈的是对自由与时势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着的时候，你坚持站着你就在高处了。

    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里自由也是好词。胡适在晚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则将自由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有些自由是被质疑甚至被诅咒的。自由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模棱两可，有时则绝对是个坏词，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里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变成了“自由引导野兽”。对此抨击的最厉害的是罗兰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坏词。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以强制为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实质是奴役。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谈到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希望平等，但当他们在自由中找寻不到平等时，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同一个人，他还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平常我们说自己是“良知的囚徒”。

   有些自由无所谓好坏，只在于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阔天空》里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里的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东西，但和现实往往会有冲突。

9月13日读书笔记：

  你即你选择：

   卢梭有关“自由与枷锁”的言论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平添惆怅。不过，即使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事自我施加的。

    我始终坚持一个看法，如果这个环境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的是给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时代每一天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相信我们的国家要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这个世界充满了洗脑的书，比如《送信给加西亚》，服从是第一位。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才是第一位的。正如米尔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不在于人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和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是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基础上成为自己。

   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的内心还有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够独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的美好世界。正如电影《美丽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营，你也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游乐场，哪怕它转瞬即逝。此所谓，你可以摧毁我自由的创造，却不能摧毁我对自由的向往。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

     人是可以选择的。

此节的一点感受：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够努力就好。

9月14日读书笔记：

  自由在高处（一）：

   最后给等级出一道题，解释为什么“自由在高处”。以及为什么你站起来了你就在高处，你就有了神性。站起来，你就超越了空间看见了时间。

  题目是：请挪动其中一个数字（0，1或者2）使“101—102=1”这个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动其中一个数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数字对调。

   你现在可以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做出来了的。而当我把这道题转述给一些朋友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远比我要多的多。

    几年间，我问过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与媒体界的一些朋友。偶尔也有想出答案来的，但的确花去了他们很多时间。当然我也没少外通外国，拿这道题折磨西方人。都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强，至少在这道题上，我认为是不见得的。今年初，在从瑞士到巴黎的列车上，为了解闷，我让同行的几位瑞士和法国旅客做这道题，竟无一人能答。

   我无法拿这道题测验古人，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知道今人，无论国界，无论东方与西方，时常会困于某种思维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