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这一节，都舍不得删减。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就是写一个窃听人员的醒悟，因为感情，良知，唤起了他的灵魂。德国人就是对人生和历史懂得思考。

这和前一段的棱镜门主角斯诺登有点像

8月31日读书笔记

床上爱国主义：

许多人都在骂章子怡。章子怡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女子。在巴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能看到关于她的电影海报及报道。章子怡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她在好莱坞电影《艺伎回忆录》中有了“丑事”——她饰演的日本艺妓“小百合”竟然堂而皇之被日本男演员渡边谦饰演的富商压在床上。网上真真假假的剧照，让一些爱国的网民出离的愤怒了。他们分明感觉到章子怡那轻盈的肉身有伤中国沉重的“国体”。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过一本小说，叙述抗日战争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沉浮，里面讲到了另一种爱国——“床上爱国主义”。唐德刚说，日本妓女举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当时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日本妓女以一当十，如狼似虎。但是，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以，为了赚点外快，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华民俱乐一番。于是，“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虽然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如此一来，既可以爱国，保持一点民族自尊心，又可以尽情享受，可谓两全其美。

2006年的一天，我采访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兰诺瓦（GilDelannoi）先生，我们不约而同谈到“替罪羊”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自称“爱国”的人，都热衷于寻找替罪羊？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　　

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认定它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　

   国家与尊严，从来不是空洞之物，都不应该超越于个体之上。无论爱国，还是爱民族，归根到底是要爱国民，要在自由、进步、宽容等价值的指引之下，尊重个体的成长与选择。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相信，我们让祖国有尊严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把祖国这自由从同胞身边拿走。

9月1日读书笔记：

国家与玫瑰：

2002年的一个冬日，雨水绵绵，我去布雷斯特的FNAC买回一张《小王子》的法语磁带，一路上边走边听，听到我熟悉的那段文字，不禁停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如果羊把它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忽地熄灭了~~你需寻得你所爱，并且为之守望。这是我初读《小王子》时的感动，至今未息。

  回望人类历史，千百年来，我们守望的不只是爱，还有生活。

历史充满残酷，但它又是那么的丰饶多情。关于爱与生活，本文不作长篇大论，只讲两个与之相关的小故事，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却有着共同的主题。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当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今法国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种植葡萄，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的士兵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在临终时，他还说：“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巴黎玫瑰”的。1942年5月，当德军进驻巴黎时，卖花姑娘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心里十分难受。她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担心大家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

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为题报道此事，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战士们极大的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

9月2日读书笔记：

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2009年4月1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问题时，著名影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潮。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中国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国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国家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中国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而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随后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像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大动荡与大灾祸。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上世纪4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     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
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国家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

   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我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9月3日读书笔记：

   杀鸡儆猴，猴为什么鼓掌？

  2006年，上海市公安局派出便衣交通协管员抓拍并曝光行人违法乱穿马路的照片，引起媒体热议。对于这种以“示众”方式纠正乱穿马路的陋习，有人相信“打到了文明陋习的软肋”，因为中国人多要“面子”，曝光示众会比单纯罚款更具威慑力。

      无独有偶，深圳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100多名皮条客、妈咪、流莺(站街招嫖女)、嫖客等涉黄人员被处理。据说，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当警方宣布处罚决定时，“现场不时响起掌声”(《南方都市报》)。  
    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不懈呼吁尊重违法者的人权，但是这种伴随着“示众＋鼓掌”式的野蛮执法，却时有发生。鼓掌者的理由是，“这种形式不仅能够震慑犯罪，更能大长咱老百姓的志气，增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信心。”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论定鼓掌侵权，毕竟，在这里鼓掌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表达，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毫无权利底线的喝彩在心理上为“示众式执法”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不可否认，这种召集无数看客参与的“示众式执法”与古代“广场行刑”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执法进行“秩序宣讲”，是以法律的名义开始，以道德的名义结束。

   越是野蛮时代的人，越是认同“游街示众”。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示众式执法”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并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
    生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对生命尽职尽责。无疑，今日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文明，许多人关于权利的观念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令人忧虑的是，假如我们细心，亦不难发现，在“鸡”被“示众式执法”的过程中，所谓“被执法者”实际上还应该包括那些围观的“猴子”，作为“示众式执法”的另一端，执法者认定他们是一群需要被权力教化的人，进一步说，台上低头与台下昂首者都是执法对象。所以说，“示众式执法”不仅体现了执法者独步天下的决心与权威，同样是在以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公众进行了某种“有罪推定”——既非同类，若有违犯，同此下场。

9月4日读书笔记：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一）：

  是正在享受自由，还是已罹患疾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出所料，有关网瘾诊治的标准终于要出台了。专家说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和许多人一样，我“被网瘾”了，早在2009年，玩网络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上网十几年，我也时常想过“信息斋戒”的日子。刚上网时，我也算是网民自嘲的半夜上厕所都要检查email的人，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对一种新科技，尤其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与交流方式的传播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文化体验，人们充满喜悦与好奇，甚至有迷恋之情，本在情理之中。我至今未忘幼年时得到第一支铅笔时的喜悦。我终日握着它，显然不是因为我有拿铅笔的瘾，实则是因为我喜爱而且需要它。

     很多人迷恋网络，也是因为需要。我并不认为网络是最理想的所在。如卡尔维诺所说：“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能有那样一个图书馆，又有一群智性的朋友可以交流，我倒是可以不用互联网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的。而且我敢说，无论是上网还是泡在图书馆里，对我而言都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沉浸与享受，而非病理上的成瘾。更重要的是，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完全是个人自由。

我觉得在网络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比如网络作家之类的应该不算网瘾吧？

9月5日读书笔记：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二）：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新兴疾病已经带动网瘾治疗产业的异军突起。有消息说，中国的网瘾青少年已增加到1300多万，戒除网瘾悄然成为一项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些地方甚至连电击成瘾青少年这样的“矫治集中营”都已经出现。看来我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了，我原以为这些荒诞行为通过《发条橙》那部电影已经终结了。可怜的是那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心理医生，世界会美好得多。

“每周40小时！”这个标准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作家于勒·罗曼的一出戏剧。1923年，罗曼的三幕剧《柯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在巴黎首演，并大受欢迎。通常我们会说医生是为人们去除疾病的，但在罗曼的这出戏剧里，主人公柯诺克却成了去除人们健康的鼻祖。柯诺克是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医生，他创造了一个只有病患的世界：“健康的人都是病人，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柯诺克到一个叫圣莫希斯的乡村行医。当地居民个个身强体壮，原来的老医生虽穷困潦倒却也怡然自得。柯诺克来了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吸引这些活蹦乱跳的居民来诊所。为此，他拉拢村里的老师办了几场演讲，向村民夸大微生物的危险；接着又买通村里走报消息的鼓手，公告民众新医生要帮大家免费义诊，以防堵各种疾病大幅传播。

　村子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当村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正遭受各种疾病入侵时，候诊室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这样，无病无痛的村民被柯诺克诊断出大病大症，并被再三叮嘱务必定期回诊：许多人从此卧病在床。根据医嘱，每晚十点都要量一次体温。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整个村子简直成了一间大医院，而医生柯诺克、药店老板以及附近开餐馆的都成了有钱人。

　　然而，这样的故事对生活在今日的人们并不陌生，我们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人物。

　　补充一下，上面的故事我是在一本名为《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一书里偶然读到的，作者尤格·布雷希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医药记者。和他一样，我并不反对医药带来的文明，但反对生命医疗化。至于那些发明“网瘾”的人，还请读读布雷希写在书里的一段话：再造医患互信，每位医生都能贡献一己之力，其实很简单，只须牢记一条医事美德：“别打扰健康的人。”

本节的一点感受：

    别打扰健康的人，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很能说明当今的医患问题，虽然我也知道我们每年最好都要体检一次，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有点讳疾忌医，怕自己一下子被查出许多病。我觉得现在到医院看病有种怪现象，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病的挺重的，可医生根本不怎么问你情况，有的根本就不问，我觉得你在那描述病情，他或她都觉得不屑听，直接让你去做检查。一方面是没什么病，却被无情夸大，到时劳民伤财，上半年陪我小姑子去做个人流手术，花了将近5000左右，我以前生孩子剖腹产才花了4000左右，一项一项的检查，开了中药西药，又做了什么保养之类的，虽然女人对自己好点是很应该的，但我觉得医生有时也夸大其词了。

9月6日读书笔记：

奖励你，控制你——欲罢不能的游戏

   

奖励如何让人欲罢不能，如何毁坏人生，使一个人逐渐失去做人的底线，参与作恶，这在泰国电影《13骇人游戏》中同样有精彩演绎。

阿奇是一个亚美混血儿，母亲是泰国人，父亲是美国白人。他今年三十二岁，是一位音乐器材的推销员。因为生活落魄，无能力支撑目前他的家族。正在他为这些压力一筹莫展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恭喜你从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欢迎参加‘13’，这是一个超级大奖游戏，你将有机会得到一亿泰铢。”就这样，抱着试试看态度的阿奇由浅入深，从打苍蝇开始，直至慢慢接受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任务。十三关具体任务如下：

第一关：用地上的报纸打死一只苍蝇（奖金一万元）；

第二关：将打死的苍蝇吞掉（奖金五万元）；

第三关：弄哭幼儿园里的三个小孩（奖金十万元）；

第四关：抢走乞丐的钱（累积奖金二十万元）；

第五关：在高级中式餐厅里吃光一盘人的大便（累积奖金五十万元）；

第六关：把手机交给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然后撂倒公车上的无赖，抢走他的电话（累积奖金一百万元）；

第七关：在十分钟内，将困在井底的一人救起来，并通知其家人来收尸（累积奖金两百万元）；

第八关：用标示八号的铁椅，打昏穿着八号外套的人（阿奇前女友的现任男友）；

第九关：找出医院中的关系人（一个在805号房的老太婆，也是片头过马路的老太婆），并逃出警察的追捕；

第十关：老太婆需要什么就照做（造成了“晒衣绳杀人事件”，一群飙车族因急速赛车而来不及刹车被晒衣绳划掉半个头颅而死）；

第十一关：拿起尸体堆中的武士刀，有两种选择：杀了绊脚石，或者杀了绊脚石的狗警告她不要妨碍游戏（阿奇选择了后者）；

第十二关：杀死牛，并且用嘴巴取出牛肠里的钥匙；

第十三关：杀死房间中坐在轮椅上的人（累积奖金一亿元）。

相关奖励规则是阿奇欲罢不能的重要原因。根据规则，每过一关都会有数额更多的奖励，但与此同时，如果他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关并且胜出，任何中途失败或退出的行为都将导致前面自动到账的奖金全部作废。所以，当阿奇还算轻松地过了前面几关，账户上开始有了些钱，并意识到自己必须作恶而想放弃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还没有真正得到他所想要的。为了获得奖励，他只能是越陷越深，恶越作越多（晒衣绳杀人事件可视作集体屠杀的隐喻）。

而且，每次阿奇只有在过了前一关后才知道后面一关自己需要做些什么。对未来的无知只能让他得过且过，永远心存侥幸，永远忠于游戏，永远前途未卜。虽然努力打拼，但命运似乎已经不在他手里。一方面，一亿元的奖金在那里等着他；另一方面，如果他中途退出，那他在前面吃人大便等付出全部付诸东流，对此，他肯定心有不甘。事实上，这种欲罢不能的补偿心理正是许多人一旦陷入官场，就变得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退出官场可能使他从前的忍辱负重和广泛积累的人脉变得一钱不值。

影片描写了社会的残酷以及人性的光辉如何被奖励所掩埋。阿奇坚持到了最后一关。不幸的是，当他放弃杀害同为参赛者的父亲之后，却被后者所杀。人性的一点可怜的残存竟然成了阿奇的墓志铭。

此节的一点感受：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该割舍的割舍，该放弃的放弃，舍不得丢不下最后只能害了自己，就如同一段感情一样，当情已逝就不要在恋恋不舍了，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9月7日读书笔记： 

  

   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有一个笑话：“1949年的一天，我被捕了，第一天敌人用苦肉计，我没招；第二天敌人给我灌辣椒水，我还是没招；第三天敌人用美人计，我招了！第四天我还想招，可他妈的解放了！”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毛泽东当年不怕国民党的军队，却怕糖衣炮弹，也是因为奖励比惩罚可能更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自古以来，人们便意识到通过“奖励”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更能实现对个人与群体的间接操纵。关于这一点，在古希腊神话中可以找到极好的证明。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盛大婚礼时，邀请了所有的神，唯独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出于报复，厄里斯在席间扔下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位女神果然为“谁最美丽”争夺起来。正是这场“金苹果之争”，使爱琴海岸的凡人卷入了神的赌局，继而引起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

如果我们放宽视界，不难发现，奖励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一直广泛地存在于历史生活之中。举例说，那些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便是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科举制度的“人质”。他们皓首穷经，只为得到皇帝老儿预言的奖赏。如果说上述“和谐港”里望风是一项普世的人权，那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读书受到社会合理的报偿更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当读书人别无选择、完全被纳入于皇权考评体系时，其本质上是旧时的才子被制度绑架了青春。可怜其中许多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旧制度的人质”，不断地在旧制度中被激励、被驯服、被体制化，以致除了考试与服从，便什么也不会做了。

“自己的人生，别人说了算”，这无疑是一种荒诞的困境。回望那些年深月久的时光，我之所见，不过是无数遭受不合理制度与“奖励”双重绑架了的人生。所以，当有人声称“这是我的祖国，我必让它自由”时，我更要说“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自由”。

9月8日读书笔记：

  梭罗的树林（一）：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见《流行性物欲症》）。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9月9日读书笔记：

    梭罗的树林（二）：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里萨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极。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9月10日读书笔记：

   梭罗的树林（三）：